1999年夏天，东京一位深受信赖的小儿科医师中原利郎走上医院屋顶，换上白大褂后跳下结束生命。作为科室代理主任，他在该院工作多年，刚接任科室负责人不久，原本六名常勤医生逐渐离开，科室人手骤减到三人。小儿科承担全年无休的急诊值班，他的值班频率被拉高到一个月最多八次、常常每周两次以上，一次值班可连轴转达32小时。遗留下的一份遗书里，他谈到少子化背景下医院经营压力、医疗费用控制和频繁夜班带来的极度疲惫，直言自己已无力继续行医。后来法院认定其自杀与过重劳动存在因果关系，家属也在诉讼中呼吁“别再让医生被逼到绝路”。几年后医院与遗属达成和解。

同一年，整个日本医疗界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99年接连出现的两起严重医疗事故把医疗失误从院内问题推上了社会与法律舞台。1月，横滨一间大学附属医院因病人身份识别失败，使两位准备接受不同手术的病人被互换手术对象，导致器官误切。调查显示这并非单个操作失误，而是医院安全管理体系的系统性崩溃。2月，东京都一医院发生护士将消毒液误当作药液静脉注射致死一例，医院还未及时向警方报告并涉嫌出具不实死亡证明。此事把《医师法》第21条——医生发现“异常死亡”须向警方报告——带入公众视野，此后这条规定逐渐被用于医疗事故死亡案件。

这两起事故像导火索般改变了日本对医疗事故的看法。媒体开始大幅报道此类事件，新闻版面频繁出现医疗事故相关报道；患者权益意识急速提高，要求知情、索取病历、要求公开调查与医院承担责任成为常态；政府也迅速着手建立医疗安全体系。厚生劳动省在2001年设立医疗安全推进机构并推动“患者安全年”，2002年要求医院建立安全管理方针与院内事故报告制度，2003年进一步要求配备医疗安全负责人与患者咨询窗口，为现代医疗安全体系奠定基础。

表面上看，患者保护、媒体监督与政府监管三条线同时推进，带来了医疗透明化和安全文化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日本亦启动了另一条道路：对医疗事故的刑事追究逐步加强。原本被视为内部治理的问题，开始更多地被社会化、法律化。媒体的放大、患者维权的激进以及法律条文的运用，使得医生在面对危重病人时，不仅要考量能否挽救生命，还要担心事后是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从1999年起的几年里，这两股力量——一方面推动制度化的安全管理，另一方面推动责任追究和刑事干预——不断加剧，最终形成对整个医疗界的长期冲击，使得越来越多医生在行医时感到恐惧与压力。